柴火灶

林孝建

在上海郊外一处仿古庭院的角落，我撞见了一座柴火灶。

砖是旧的，只是干净得有些刺眼。它是被摆出来给人看的，而不是给人用的。在这座气质优雅、模样精致的国际化大都市海洋里，我像一尾细小的鱼儿随波漂流近三十年，猛一抬头，竟与这浓浓的乡土旧物劈面相逢。这座沉默的灶台，瞬间成了我回望川东故里的一个窗口。

老家的灶，是顶高的。高到幼时的我，必须仰起头，才能勉强看见那口黝黑的大铁锅。两岁时夏日的记忆早已消退，唯余一道浅浅的印记，烙在脸上。那是母亲盛在灶上的一碗滚烫鸭蛋汤留下的。当年，不知是好奇还是饥饿的驱使，我踮脚去够，一碗热汤便泼上了脸，流过了裸着的肚皮。那种灼痛早已在岁月中消隐，只留下这块印记，看见它，就会唤起乡亲们对母亲不易的述说——

烫伤的我很快陷入昏迷，高烧不退。那时母亲才二十岁出头，为了不碰触我脸上、肚子上烫得卷起、鼓起的皮，她双手捧着我，一路小跑着求医。她气喘吁吁地冲进县医院，医生抹上消毒药水，却表示再无余力。母亲忍住几欲夺眶的泪，又是一阵奔跑，站在马路中央，拼命挥手拦下一辆货车，她以父亲在部队为由，跑进空军医院，一眼见到身穿白大褂的亲人解放军，不禁双膝跪下，哽咽求助。那一跪，承载着生命的千钧重量。

五六岁时，人还是矮，总想着让下班的母亲回家就能吃上热饭。于是搬来小板凳垫脚，学着母亲的样子淘米下锅、烧火煮饭。无奈火柴划了一根又一根，却怎么也点不着灶里的柴火，急得放声大哭，引来了隔壁的婆婆。她一边说着“孙儿，不哭”，一边先用火柴点燃一把干草，塞进灶膛。柴火“忽”地一下便燃了。她安稳又温暖的神情，如同一帧古老的版画，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心底。

九岁，总算长得比灶台高了。终于可以居高临下地俯视那口大得吓人的铁锅。早晨煮粥，米汤“咕嘟咕嘟”地翻泡，像是要把仅有的那点粮食，硬生生撑出一个富裕的热气腾腾。搭早饭的酸菜，母亲是要炒过的。只见她“刺啦”一声，把一盘绿的菜、红的椒、白的蒜倒进油锅，火苗直蹿，锅铲在黑锅里翻飞。灶台上飘起的香气，勾走了我整个童年的魂魄。

中午的饭，是煮在锅底浅浅的一层杂粮，要吃饱显然是不够的。母亲一般会和好一碗白面，右手抓一坨，用力一摔，“啪”地一声，贴上了锅边。饭熟时，饼也烤得焦黄，一人一个。我把自己那个撕开一小半，和饭一起吃着，另外一半用塑料袋装起来，说是带到学校饿了再吃。其实，是要省给同桌。他家里人多，常常吃不上饭。我将饼塞在他书包里时，他不作声，只眼泪直往下掉。

这事，最终应该还是被母亲知道了吧？不然，为何每天中午她会做出一个比原来的饼大出许多的饼来，让我当着她的面撕下一半吃掉，另一半，母亲只微笑着看我一眼，随我包着。

那年头，叫作“低指标，瓜菜代”。父亲在部队，月月有钱寄回家；母亲在医疗点行医，旱涝保收，灶台总算是热的。邻舍便不然。四五月间，青黄不接，陈粮吃完了，新粮未熟，灶冷时，三天两头有人来借粮。路上远远看见借了粮又久不还的村人，母亲会绕道躲开。她说，不要让人难堪。“体面”——那是比粮食更重要的东西。借粮的次数多了，我家的饭食也差了。米饭里拌着红薯、谷糠，嚼得人腮帮发酸。但借出的粮终究是会还的，村里乡亲一代一代维护的信誉，那也是比粮食更重要的东西。

冬至后，母亲把积攒了一年的肉票拿出来，去街上买回肥瘦相间的猪肉，洗净切条，抹盐加香料腌制，挂在灶台那根被烟火熏得油黑的木梁上。灶膛里的柴火也添了清香的柏枝，烟火缭绕，日复一日地熏烤着。直到那肉在烟火下再也滴不出油珠，腊肉的香才算真正熬了出来。

但这肉是不能吃的，要等到春节，探亲的父亲从部队回来。夜晚，母亲在灶台上做晚饭，父亲坐在灶门前烧火。我和弟弟也围坐在父亲身边，任那灶膛里的熊熊火焰，把我们全家人的笑语声烤得炽热。

前几日，我拿了这座假灶台的照片给八十多岁的母亲看。她看了许久，手指在上面一遍一遍缓慢地摩挲着。“像，又不像。”她喃喃地说。

眼前这灶，不过是现代人树垒起的关于过去的一个念想罢了。而母亲抚摸的，是那个烧掉了青春、熬干了血汗，即使身处困境也能把人暖过来的那把火。火熄了，余温还在，足够温暖一生。